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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1页）

他在外边有一帮狐朋狗友，有时候他也跟朋友吐槽说他买了盒安全套放床头柜，结果大半年都没用完。

这话兜兜转转传到了我的耳朵里，尴尬肯定是有的，但过后我也忘了，反正对那事我也没什么兴趣，他不热情我又何必没事找事。

说到底，我还是不在乎。

没办法，我骨子里就是个狠心肠的人，做事出格，无可救药。

就拿改名字来说，我原来的名字叫白萍，俗不可耐，我对那个名字厌恶到了极点，觉得这样一个庸俗的名字实在配不上自己漂亮独特的脸蛋。

偶然一次我在看一本电影画册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叫劳伦·白考儿的美国女演员的照片，我立即被照片中那张冷漠绝世的美丽面孔吸引。

我说不清为什么一眼就迷上她，就觉得她傲然独立的样子就是我的前生，于是我当机立断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白考儿，这名字从字面上看毫无意义，但它独特，这就够了。

当年我十一岁。

父亲为这事狠狠地揍了我一顿，说我连名字都自己改，长大了非上天不可。

果然不出所料，在那些成长的岁月里，我的确是事事跟人作对（我知道改变不了周围人对我的看法，就只能靠改变自己来进行反击），结果是恶性循环，我没上天，却入了地狱，恶劣的名声一直跟随至今。

老实说我有时候还很怀念自己声名狼藉的日子，谁也管不了我，活得很恣意妄为，但毕竟是女孩子，名声坏了，在本地很难混，只好跑去北京开始了我的北漂生活。

我是学传媒的，除了在电台混，偶尔也给影视剧配音，钱挣得不多，好像也挺快活。

我就是在北京认识的祁树杰，他那时候在北京开了家规模不算小的装饰公司，有点钱，也算是有房有车的主，追在他身后的小姑娘也是不少的，只有我从不拿正眼看他，因为我压根就没看上他，觉得他撑死了也就是个包工头，我好歹也算个文化人。

即使后来确立了恋爱关系我对他也是若即若离，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有个人给我送礼物付房租哄我开心没什么坏处。

我当时就这么想的。

好几次我都想把他踹了，他却像是中了邪似的不肯撒手，可怜兮兮的。

我于心不忍，于是只好又跟他鬼混下去，但我从来就没想要嫁给他，如果不是他守寡半辈子的老妈竭力反对，我和他绝无可能走入婚姻。

我这人就这德行，别人越阻拦的事情我越来劲，从小到大无论吃多少亏、栽多少跟头，我就是死性不改。

所以归根结底还是祁树杰的老妈促成了我们的婚事，我至今都记得我俩偷偷领本儿后他老妈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表情，那个痛快！

婚后的几年里，用没有硝烟的战场来形容我们的婚姻生活是一点儿也不为过，不是我跟他的战场，而是我跟他老妈的战场，两个女人为了争一个男人，那戏演得那个热闹，现在反过来想想，如果没有这股热闹劲，我估计我们的婚姻撑死也不会超过一年。

但就为了争那口气，我硬是把这场战争延续了四年，八年抗战的一半哪！

以至于对于我们四年的婚姻生活，除了婆媳间此起彼伏的拉锯战，实在是没什么值得回味的。

当然我还是要感谢祁树杰给了我衣食无忧的生活，我一身的坏毛病都是他给惯出来的，有时候我跟他老妈吵起来，他当着他妈的面赔小心，又是鱼翅又是冬虫夏草的送，转过身回到家马上又掏出信用卡塞给我，要我消消气，看中什么买什么，千万别跟钱过不去。

看在信用卡的份上，我多半原谅了这孩子。

我一直觉得他像个孩子，在外面也算是呼风唤雨的人物，可回到家他疲惫无助的样子，像极了个丢了什么东西没找回来的可怜孩子。

我也想过试着走进他的内心，但是他防备得很死，生怕我看到他内心的东西，书房的抽屉长年上着锁，不知道藏了什么秘密。

那时候我们刚回星城定居，新单位我当然要好好表现，成天忙得焦头烂额，根本也没工夫管他。

我的不管成了他理解中的“不在乎”

，婚姻其实很早就陷入僵局，表面和和睦睦，实则毫无交流，不说同床异梦，有时候我们一周都碰不上面，他忙他的，我忙我的，互不干涉。

其实我们的关系最开始也没有这么疏淡，归根结底还是跟那个孩子有关。

那是结婚的第二年，我怀孕了，背着他把孩子偷偷做了，他生平第一次冲我发了火，硬是一个月没理我，住了一个月的酒店。

到现在我都清楚地记得他从酒店搬回家时，身上那股冲鼻的消毒水味和恶心的空气清新剂味。

其实我做掉孩子并不是冲他来的，是冲他老妈来的，那老太太做梦都想抱孙子，虽说有两个儿子，可老大是不用指望的，在国外至今生死不明，于是眼巴巴地想要老幺给她弄个孙子抱抱，延续祁家的香火。

我就是看在这一点才拒绝生孩子的，你说要生就生啊，真把我当工具了。

当然还有个原因，我在电台根基还不稳，如果立马回家生孩子肯定要被人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