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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四十九章阿尔巴人队卅四（第2页）

雍正五年（1727年）。

中俄订立了《恰克图界约》，其规定，传教士团每10年（后改为5年）轮换一次，每次由大约4名神职人员和6名世俗人员组成。

该条约还允许俄国东正教会在北京建立新教堂。

新教堂地址选定在北京城南部的东江米巷（即后来的东交民巷），称“奉献节教堂”

（后称俄罗斯“南馆”

）。

俄国传教士团随即由北馆迁入南馆。

至此，俄国东正教终于实现了在中国政治中心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传教据点的愿望。

俄国政府派遣传教团到北京，主要有两个目的：其一，维持北京俄罗斯人的东正教信仰；其二，完成俄国政府的外交任务，向俄罗斯商队提供住所和帮助。

并多方面研究中国。

为了减少清廷疑忌，传教团采取了一些迎合中国习俗的宣传方式，如他们把东正教称为天主教；把东正教堂，对外称为“庙”

（罗刹庙）；把天主称为“佛”

，把教士称为喇嘛（藏传佛教的僧人）等等。

掩人耳目的做法不一而足。

尽管传教团付出了很大努力，但他们在北京俄罗斯人（阿尔巴津人）中传播福音的努力并不顺利。

大多数阿尔巴津人在定居北京不久之后，就迅速疏远甚至背离了东正教。

他们既不到教堂中领洗，也不到教堂做忏悔、领圣餐，甚至婚礼和葬礼都改行中国传统方式。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期，俄罗斯人与教会的关系才出现很大转机。

咸丰八年后，各国教会获得了在中国自由传教的特权。

北京东正教传教团在俄罗斯后裔中的传教活动取得显著成效。

据1892年（光绪十二年）的教徒名册统计。

北京的东正教徒一共有459人，其中俄罗斯后裔149人，中国人310人。

为什么俄罗斯后裔重新皈依东正教？除了宗教感情外，很大程度上应是一种基于实际生活的选择。

晚清以来，国势日衰，各种教会因有西方列强做后盾。

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迅速扩大。

入教之人不仅可得到教会的庇护，在就业、医疗以及子女就学等方面也有更多机会。

在这一点上，北京阿尔巴津人与中国其他教民的选择如出一辙，也无可厚非。

尤其是进入20世纪后，俄国东正教教会确立了神职人员本土化的发展战略。

首选的仍然是阿尔巴津人。

阿尔巴津人后来发展为五大家族，即罗、杜、姚、贺、何等中国姓氏。

新中国成立后俄国驻华宗教传道团离开北京时，北京东正教会改为“中华自治东正教会”

，其教会事务就由阿尔巴津人后裔姚福安大主教领导。

曾经主持天津教堂的杜立昆也是阿尔巴津人的后裔。

这种情况持续至今，阿尔巴津人成为目前俄罗斯东正教教会重新回到历史的积极支持者。

1962年北京的姚福安大主教去世，紧接着1965年上海的西蒙主教也去世，中华自治东正教会陷于群龙无首之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