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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节 黄巾之祸（第3页）

和斗争的目的，只是为了新建立一个还是基于“灌溉假说”

上的封建王朝。

这些人闹“革命”

的本质，就是想支配别人的财产，用自己的王朝代替别人的王朝。

至于土改，不过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武装抢劫而已。

它的宗旨是：“你的财产我分配，你不愿意我镇压。”

在人类已经出现的经济活动中，如果不计算社会成本的话，可以说“抢劫”

的成本最低，利润最高。

这就产生了一种厌恶经济，一味追求政治的特殊“商业”

偏好，经验告诉人们，政治是最大的经济，权力是最大的生意。

灾乱中最强者即最凶蛮、最狡猾者掠夺的生存资源最多，因此他就是天子。

他通过力量取得政权。

在有限的资源被垄断化以后，与“力量”

保持一致是唯一可行并有效的“理性选择”

。

个人依附最强大的团体谋取生存特别是依附资源垄断者以期获得“分封”

或赏赐。

这已经是灾乱社会的“经济学”

常识。

这种“依附型秩序”

强化了力量专政的力量与合法性。

这就是为什么越是经济落后的地区专制力量越强大的原因。

叛乱首领在极端贫困的叛民中非常容易以最低成本物色到打手，以分赃的形式建立一个掠夺队伍和跟班队伍，并通过暴力保卫他（们）的特权。

在普遍的赤贫的叛民社会，加入这个抢劫队伍的机会成本最小，而且生存更可能得到保障。

同时，投靠竞争的存在增强了首领的集权能力。

灾乱社会权力斗争完全实践了“你死我活”

的原则，暴力是权力斗争最后的结算方式，因为只有暴力才能制敌于死地。

这些人以掠夺为人生目标，以杀戮为快乐之本。

不过，他们所掠夺，所杀戮的都是自己的同胞兄弟。

同时，这种暴力也造就了人民的软弱无力和怯懦，勇敢作为一种基本人性已经被彻底埋葬了。

向力量臣服变成了一种“民族自觉”

，这种顺民意识产生于暴政，也养育了暴政。

在这一刻，我深切的感到，要打破中华民族的宿命、让灌溉假说下的每200年暴乱轮回不再来临，我们就必须坚持商业立国的宗旨，让所有的法律、宗教、政府体制挣脱农耕文化的束缚，让中国成为一个商业国家，使商业因素贯穿整个思想，让所有的改朝换代都是在法律的体系下进行，天子可以改变，法律依然长存。

只有让王朝的改变，不再需要对我们自己同胞进行血淋林的屠杀，如此，中华民族才能避免今后的厄运，才能一步步走向强盛。

黄巾是什么？此刻，我脑海中浮现出电影《芙蓉镇》中的场景，*后，那个精神失常的干部敲着破锣，用沙哑的嗓门满街呼喊：“革命了，运动了”

。

此时场景，正如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