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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章大谈义利观（第2页）

其一，儒家并非不讲利，而是认为利存在必定合理，这在儒家诸贤的论著中皆有揭示。

孔子认为追求富贵是人的本性，‘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认为君主在主持国政时应把解决子民的生计放在首位，所谓‘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而要‘因民之利而利之’。

子贡问政时，他回答：‘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可见孔子看重人民的生计，不过他存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的思想，并对义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故‘罕言利’，对利持谨慎保守的态度。

推崇‘民为贵’的孟子，也强调人民的生计利益，‘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岁免于死亡’，指出君主治国应以民利为重。

荀子也肯定了利的客观存在性，指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

虽尧舜不能去民之利，虽桀纣不能去民之好义’。

董仲舒也肯定了义与利相互依存的关系：‘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

利以养其体，义也养其心。

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

可见在儒家义利观中，讲利与否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义与利的关系，即二者孰轻孰重，才是义利观的核心所在。

义与利的关系，包含着两重内涵。

首先，在君臣父子、上下尊卑之间，儒家强调三纲，家国大义至高无上，应限制自我私欲。

其次，要做到居仁由义，求利之时，不能背义，要受义的制约，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正是此意。

儒家之于义利，一直是重义轻利。

孔子赞颜回“贤哉，回也！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

彭更曾问孔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

孟子回答：“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

。

可见，孟子并不在乎利大利小，关键在于是否有义，有则利再大不为过，无则利再小也不能受。

到了朱熹，更是指出“利是从那义里面生出来，凡事处置得合宜，利便随之，所以‘利者义之和’盖是义便兼得利”

，可见儒家主张的是见利思义，以义导利，强调人的“趋利”

要与“有道”

一致。

孔子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易其道去之，不去也”

。

求富贵去贫贱都应以义为准绳，以义导利，以义去恶，否则将适得其反。

义利兼得，这才是儒家的理想！

当这种理想境界不可得，即义利不能两全之时，儒家做出了先义后利、舍利取义，甚至舍生取义的选择。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