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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章开办研究院（第4页）

另一方面，很多普通旗人，拼杀一生，到头来，最高也不过得了个正七品的把总而已，更多的就是不入流的领催、百长、吏目、土目之类的。

假若自己的儿孙好吃好喝十二年下来，不仅仅是天子门生，而且一下子就能授个正六品的官职，那不亚于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于是，各色人物都开始打探相关消息，连以往有些冷清的南堂，也开始车水马龙，弄得汤若望好一个洋洋自得。

甚至连东二所的佐领太监梁功都诚惶诚恐的禀告玄烨，说自己连续得了好几个银包，都是王公大臣要他在小爷面前多多美言谁家的公子如何优异，谁家的少爷天生爱武，等等。

这让弘毅哭笑不得，也只是严令小功子将银包送交十三衙门充公，不得私自存留。

最后，吏部不得不在皇帝的严旨之下，刊行了《大清火器营火器教习研究院招生律例》，明确规定了贿赂执事官员谋取子孙入学的八项劣迹，以及相应的惩处办法，并且实实在在惩处了几个顶风作案的八旗族人，这才让京城各色人等为了子弟入学而进行的暗箱操作有所收敛。

[1]熊三拔，意大利传教士，研究西方水利科学的行家。

1606年来华，同年到北京协助利玛窦工作。

1611年，在修订过《几何原本》前六卷之后，徐光启曾请教熊三拔作《简平仪说》。

熊三拔是一个文学造诣很高的传教士，擅绘画，通建筑和宗教的密传学说。

熊三拔的成长故事和利玛窦非常相似。

在熊三拔启程前往中国的时候，他的爷爷给孙子写了一封信：无论去哪里，都要小心，要带着责任去中国。

1611年，在修订过《几何原本》前六卷之后，徐光启曾请教熊三拔作《简平仪说》，之后在序言中他说：“仪为有纲熊先生所手创……熊子以为少，未肯传，余固请行之，为言历嚆矢焉。”

1612年，徐光启又请教熊三拔作《泰西水法》，之后在序言中也说：“迄余服阕趋朝，而先生已长逝矣。

间以请于熊先生，唯唯者久之，察其心神，殆无吝色也，而顾有怍色。

余因私揣焉：无吝啬者，诸君子讲学论道所求者，亡非福国庇民，矧兹土苴以为人，岂不视犹敝蓰哉！

有怍色者，深恐此法盛传，天下后世见视以公输墨翟，即非其数万里东来，捐顶踵，冒危难，牖世兼善之意耳？”

由此，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上面所说的问题，即如果不是熊三拔自私的话，那一定是龙华民禁止传手下向国人传播西方科技的原因。

而说熊三拔自私，还能帮助徐光启写就《简平仪说》和《泰西水法》两书——特别是《泰西水法》有六卷之多，还能帮助五官正周子愚写成《表度说》，也是不太能够成立的。

[2]徐光启（1562年4月24日－1633年11月10日），字子先，号玄扈，教名保禄，汉族，明朝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人，中国明末数学和科学家、农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

赠太子太保、少保，谥文定。

徐光启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之一，是上海地区最早的天主教徒，被称为“圣教三柱石”

之首。

[3]利玛窦（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天主教耶稣会意大利籍神父、传教士、学者。

1583年（明神宗万历十一年）来到中国居住。

其原名中文直译为马泰奥·里奇，利玛窦是他的汉名，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

在中国颇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称为“泰西儒士”

。

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

他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

他的著述不仅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4]正史中顺治十二年八月，清廷的确下旨准许荷兰国货物在广州馆内贸易，不准于广东海上私自交易。

而这一决定也确实听从了葡萄牙一直支持的耶稣会的教士汤若望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