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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大制作（第1页）

蒋经国接见之后，沈冲当晚带着一堆从内地搜罗的，没什么价值却很有纪念意义的礼物，和张爱嘉一起，去了魏景蒙的住宅，当晚就住在那里了。

第二天，沈冲在魏景蒙的带领下，去了趟台北大学，把已经炒的热火朝天的“知识经济”

又扯了一遍，然后宣布捐赠10UU万给台大的一个教育基金会。

搞完这一切之后，沈冲当天下午就飞回了香港。

现在他要做的事情，多如牛毛，没工夫在台湾久留。

十月底，沈冲去北京之前，授权汇丰银行帮他收购不少东西，二十多天后，他回到香港的时候，这些东西，大都成为他的产业了，而且价格都很合理。

私人银行业务，虽然收费贵的令人乍舌，但一分钱一分货，这服务质量，真的没话说。

在一堆收购中，最贵的是位于湾仔的那栋七层办公楼，位置不错，楼龄也不长，价值接近一亿港币，不过汇丰银行提供按揭，首付只需UU万，倒也承担的起。

虽说沈冲知道两三年后，香港楼市会大跌，那时候买最合适，但钱好赚，时间可不等人，早点拥有自己的办公楼，可以多于很多事。

比如等办公楼装修好了之后，把《远东经济评论》、《亚州周刊》和《信报财经新闻》的编辑部放在一起，就很方便交流整合……

《亚州周刊》是《远东经济评论》的两个编辑出走之后，自立门户的产物，沈冲准备把他们两个重新整起来，《远东经济评论》继续以英文为主，《亚州周刊》，则改版为中文，把它打造成大中华圈子里最权威的政经新闻杂志，成为中文世界里的《时代》。

沈冲准备用《远东经济评论》用来影响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商业活动，《亚州周刊》用来影响两岸三地的政策制定，为香港电影行业保驾护航。

要知道，东南亚虽然是香港电影的传统市场，但这些国家和地区，对香港电影并不友好。

印度尼西亚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实施配额制度，进口电影的配额，从19年的76U部，减少到l978年的100部，使得香港电影基本丧失了这块市场。

新加坡从1976年开始提高了电影进口税，一部香港电影如果在新加坡卖了30万的片花，要交纳10万的税，如果是分账，票房超过一定额度之后，利润的40%要上交。

泰国从1976年开始，进口电影每公尺胶片的税费，从之前的泰铢飙升到30泰铢，而且进口电影的票房，要抽出35%交税，而本土电影，只需要交

马来西亚则规定戏院必须交替放映外来电影和本土电影，外来电影的进口，运输，发行，以及拷贝数量，都受到严格限制。

而台湾和内地一样，有着极为严格的审查制度，有特别多的敏感内容，比如“非正统思想”

，“宣扬迷信”

，“描述罪恶过程过详”

等等，都有可能被禁。

如此种种，让香港电影的生存环境，非常恶劣。

而且作为殖民地，香港的政治定位很尴尬，没有强有力的政府支持，想要打破这些国家的电影保护制度，只能曲线救国，靠舆论媒体施加压力。

财经杂志看似和电影没什么关系，可是只要沈冲的财富继续堆积，当他富可敌国，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人物之后，这些杂志，会潜移默化的营造舆论气氛，从而千百倍的放大他的意愿，当市场上有什么风吹草动，比如经济危机的时候，可以轻易的冲垮那些限制香港电影的条条框框。

杂志如电影，报纸如电视台，相辅相成，才能发挥最大威力，所以沈冲还收购了《信报》，这份报纸的定位，就类似《华尔街日报》。

只不过经营媒体这种比较“软”

的生意，不能急于求成，杂志的风格定位，编辑的思想意识，记者的招聘培养等等，都需要慢慢去琢磨。

所以沈冲从北京回来后，只做了一件事——给这三家媒体的所有员工加薪，其余的，一切照旧。

除了媒体和办公楼，沈冲还把当初《疯劫》做冲印的那家冲印公司收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