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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09章 汉编年史上（第1页）

东汉末年，农业生产出现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直接导致地方豪强势力的崛起。

由于朝廷政治黑暗，十常侍横行朝野，对地方的控制越加衰弱。

土地兼并问题日益恶化，百姓饱受此现象的苦果，又接连遭受天灾与瘟疫的双重打击。

于是，他们纷纷起来造反，发动大规模的叛乱，最着名的就是黄巾之乱。

时代的动荡不安也使地方豪强有了崛起的机会，他们一开始靠着自己的财力组织自己的武装军队保卫家园，后来就逐渐演变成拥有兵马的诸侯。

比如曹操、袁绍等人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崭露头角，朝廷由于不修政事，对于这样的情况也是无能为力，反而需要依靠他们来维持地方稳定。

等到地方豪强发展到后期，又逐渐分化为了士族与寒门——两大阵营。

其中，士族在土地与权势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也因此拥有垄断政府高层的实力，从而形成了三国两晋时期特殊的士族政治。

除了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是造成地方豪强兴起的诱因之外，刺史制度的变动，则是造成群雄割据的主要原因。

刺史制度源自于西汉武帝时期，本意是用等级低的官员监察等级高的官员，以达到制衡的目的（以六条问事制衡官员）。

尽管刺史的权力越来越大，但始终没有统领一州的法定权力和公信度。

不过到了东汉灵帝时，他接受刘焉的建议，从而将各州刺史改称州牧。

于是，刺史成为地方的官员，从原本的中央和郡、县之间加入州一级，成为中央、州、郡、县的四级行政结构。

州牧位居郡太守之上，掌握一州的军政大权，成为了实际上的封疆大吏。

这样的情况持续的结果，使得各个州牧纷纷利用天下大乱的机会，名正言顺地在地方形成割据势力。

而那些未被改为州牧的刺史和郡守，也趁机扩大权利和武装力量，还有人在战乱中自封为州牧和刺史。

如此一来，等于是宣告东汉政府的实质统治力已经名存实亡。

……………

公元184年，太平道首领——张角及兄弟张梁、张宝率信徒发起民变，史称“黄巾之乱”

。

起义军迅速发展到数百万追随者，从而引起全国性的战乱，一度席卷了半个天下。

于是，汉灵帝派皇甫嵩、卢植及朱儁率领中央军进行镇压，又令地方州郡政府和豪强地主招募军队进行协助。

最后，黄巾军的主力虽然很快被击溃，但是余部仍然散布各地。

随着各地山贼土匪陆续出现，汉朝的中央军精疲力竭，朝廷逐渐失去对地方的掌控。

公元188年，汉灵帝采纳刘焉的建议，将负责监察各郡的刺史赋予兼有地方军政权力，以加强对各州郡的控管。

不仅如此，还将部分刺史升为州牧，由刘姓宗室担任。

这一措施使得“州”

正式成为一级行政区，虽然有利于镇压各地叛乱，但当朝廷发生内乱后，掌握地方权力的州牧及刺史纷纷割据一方，不再受到朝廷的节制。

例如，益州牧—刘焉割据巴蜀，借由五斗米道首领—张鲁占领汉中，从而切断与朝廷的关系。

东汉为解决黄巾之乱而制定的州牧制度，在朝廷的不断衰弱下，反而开启了群雄割据的局面。

公元189年，汉灵帝驾崩，戚宦之争又起。

宦官蹇硕等意图杀害外戚大将军—何进，改立太子刘辩之弟陈留王—刘协。

汉少帝—刘辩顺利继立后，何进又与袁绍等士大夫企图去除以张让为首的十常侍，以及其他宦官。

何进还令凉州董卓、并州丁原带兵增援，结果宦官们却先发制人，在董卓军到达洛阳前杀死何进。

而袁绍则以“为何进报仇为名”

，率军入宫，杀死十常侍等宦官二千余人。

虽然困扰东汉上百年的外戚与宦官之争就此终结，但也方便了率军入都城的董卓顺势夺取朝政大权，“董卓之乱”

至此开始。

当时，刘协只有九岁，比少帝还小整整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