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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战前局势（第2页）

邓演达承认高振说的对，低头思考会又说：“装备、炮火等等只能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助臂，真正要靠的还是我们平时的训练、士气和革命精神，如果没有这几点，我们即便装备了再好的装备，也可能无济於事。”

高振点点头：“对，邓代表说的没错。

如果我们靠着现在的装备都不能够解决杨刘的话，广西就是天书一般，北伐也可以告破了。

自从我等参加革命以来，不光是现在，还会有更多的困难等着我们去跨越，所以我希望在作的能够打起精神，对于士兵也要多加严格的训练。

告诉他们，我们在训练、演习中付出的只不过是更多的汗水，而到了战场，一个微小的失误都有可能导致个人或是整体的覆灭。

还有，福建那边的事情不太需要我们关心，这是交给留守在广州的各整编部队去处理的，你们要做的就是按照计划，把士兵和下层军官训练到极致，让他们保持住要上战场前的亢奋状态，也许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就要实行这些计划。”

是夜，所有在会议室的军官、顾问、秘书等人逐一的在卷宗上面签好字之后，才结束了一天的会议。

随着邓演达最后一个签上自己的署名之后，高振正是宣布针对杨刘、广西的军事特别局成立，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其中的一员。

其次宣布了三旅、四旅个留下一个团，剩下的要在一个星期内抵达赣州，参与到有针对性团队训练当中。

处理完这些，高振和邓演达并没有离开会议室，孔祥熙也留在这里。

之前孔祥熙对于高振回来后的军事目标，从字里行间能分析个大概，却未曾想到，杨刘的军队喂不饱高振的胃口。

不，确切的说喂不饱整个独立系的胃口，他们真正想要是彻底的扫清两广，为北伐做准备。

不过孔祥熙却从这件事看到了一些独立师欠缺的地方，虽然已经组建了军情军，但是情报匮乏，有些甚至是报纸上报到出来的，无法从对方内部传递出情报，这个还是赣南对面的情况。

至于湖南、福建、广西等地方，情报更是寥寥无几。

证明了MI只是刚刚成立了框架，而情报系统方面还尚未真正的建立，至少从今天的情况看来还没有。

然而，无论是黄埔军校还是大元帅府也每一偶专业的情报系统，独立师已经比二者先迈出了一步，如果能够从长远的目光来开，如果独立师的情报系统能够先于二者统建起来，无疑已经占得先机。

4月底，就在独立师为战事准备的时候，在北京各学校的学生们有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声讨北京政府的卖国行径。

原因就是段祺瑞政府正式向外界公布了之中国金佛朗案协定，并且通电全国进行辩解。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法郎贬值，白银升值，因而银两于法郎的比价幅度上升，而当时的中国尚欠法国的《辛丑条约》赔款只需要用和原来的一半即可付清。

当时中国赊欠法国赔款4亿法郎，中国只需要付银元5300多万即可还清。

而法国政府早于1922年6月就开始向北京政府提出改用金计算，也就是说中国政府若同意此法，就需要至于1.36亿元，比银计算的要多出一倍。

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同属于拉丁币值的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过皆照此要求中国，则损失更大。

1924年段祺瑞成立临时政府以来，财政就极为困难，而截至到1925年春，总税务司扣留的关余、税余高达2360万元。

为了得到这笔扣留款，摆脱财政困境，从而维持其统治，段祺瑞政府接受了发放的要求。

于4月21日向外界正式宣布了这项协定，并称“利大于弊”

等等。

在北方的纷纷扰扰间，广州也未能踏实下来。

首先是独立师的大规模演习训练引起了周边各军的注意，而独立师发言人对外宣称，独立师的整编并不顺利，团和团之间的配合没有形成，故此在赣州附近开始拉练。

而随着许崇智在汕头召开的军事会议，各军的目光又转移到闽粤两军来。

会议上，福建闽军宋渊源、张贞等闽军将领表示遵从广州大元帅府号令，支持东征讨逆。

而会后，胡汉民特批军费和物资，有先后任命了闽军总司令等等，东征军再次跨越东江，随时准备出击福建。

孙传芳对于革命军各方动态的反应，如同蒋介石事先分析的一样，举足难定。

调兵回福建，浙江就有些空虚，可福建也是万万不能舍弃的，而北边的奉军也不老实。

总之，一时之间，孙传芳陷入了两难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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