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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在德国最后的日子 修改完毕（第2页）

而现在的苏俄当局所做的仅仅是掩盖了一些重要问题，而又去制造新的问题。”

在这样的讨论中，俩人度过了一段比较美好的时光，这段时间高振还收到了父亲的来信，信上询问他的伤势，并说了一些现在当局的话。

信上还说他的父亲因为在最后帮助了兴登堡等人成立魏玛共和国所以没有收到战败的罪责。

在变卖了一切资产后，高振的父亲近期选择去了美国，希望高振多多保重，高振特意给他回了封信，告诉他如何在战败的德国身上吸取一些应得的利息。

没过多久，高远征在美国跟高振取得了联系，他的父亲告诉他应得的利息以及拿到手了，而且这件事做的做的也比较隐密。

时间来到1919年5月4日。

高振看着日历上的日期不由得想到了什么。

祖国现在应该是一片愤怒的海洋吧。

在凡尔赛合约上，日本提出把德国在山东权益转让给他们。

这种可耻的行为不仅仅侵害了同为战胜国—中国的权益，同时也挑动起全世界所有热爱祖国的华人那人心底不能被触及的爱国之心。

在中国北京，大批的青年学生以及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层广泛的发起了一次游行、情愿、罢课、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形式的爱国运动。

但是在中国大陆发出的声音并没有使得集结在巴黎的列强们停止践踏中国主权，会议最后还是把德国的山东权益转让给了日本。

高振在这一天仅仅对阿道夫说了一句话就陷入了沉默当中：“弱小的战胜国是得不到应有的胜利品的。”

时光来到6月，德国政府也被迫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德国只允许保留一只10万人的常备军，因此当局开始非常重视军队的忠诚度。

并为此设立了一些负有专门使命的特别委员会。

在高振身边工作的阿道夫.希特勒就被选中，去执行一些“侦查”

任务的工作，俩人相惜的道别后高振把自己几月来所有的积蓄都赠与了他，便返回了军营。

而阿道夫责备送进慕尼黑大学去接受特别的训练，两人只能偶尔通过书信联系。

1919年7月，高振受到新的任命前往柏林的陆军参谋部，之后于马汉等人失去联络。

不过在这里他认识了同样担任文牍工作的“沙漠之狐”

隆美尔。

并经常向隆美尔询问一些关于作战的经验。

去往美国的父亲又给他来了一封信，上面说他在美国活得很好，从德国买来机械设备也到了美国，并在美国开了几家工厂。

1919年9月希特勒街道陆军政治部的命令，调查自称“德国工人党”

的小政治团体，并认识了这个团体全部成员，当时他只有54人。

之后希特勒也收到了一张民信片，通知他已被接受参加德国工人党。

他给高振的信中说当时他感到“又好笑又好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