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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社的戈培尔邓文仪（第8页）

。

该团的口号是：“武装起来，开赴潼关，直指西安，与张、杨决一死战，救出校长。”

但是，正当他们乱哄哄的要出征的时候，传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邓、贺闻讯，顿时泄气，所谓的“讨逆赴难团”

也作鸟兽散了。

蒋介石回到南京，得知这场闹剧后颇为不满，把邓文仪等人找来大发脾气：“我在西安蒙难，你们在南京过逆，坐地打冲锋，娘希屁，我还没有死，你们就不听我的话了，想改换门庭吗？”

邓文仪在西安事变中帮了蒋介石的倒忙，被蒋介石认为有二心之嫌，从此又被冷落起来。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邓文仪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团延缓一团政治部主任，后任成都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并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辕政治部主任。

在成都期间，他经常在公开场合演讲，继续贩卖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毒害青年。

1937年冬，抗敌宣传委员会迁至武昌美术专科学校后，很快便在无形中解散了。

此时，国民党政府又在武昌成立了一个训练团，招收一批青年和干部受训，故须任命一上校政治总教官。

对这一清苦的职务，多人不愿赴任，惟邓毛遂自荐，到处奔走托人找关系，一心想当总教官。

后来，蒋知道了邓的任命很有些不快，好在朋友们替他说情，说他愿意痛改前非，戴罪立功，蒋也就没说什么。

邓在训练团任上校总教官，只穿军服，见了将军们就得行礼。

团政治部主任孙伯骞原是邓的部下，如今邓要向孙“立正”

、“报告”

。

同事们见后，在背后都笑话他。

由于邓的忍气吞声，守规矩，既勤快又无架子，再加上有贺衷寒等人的暗中支持，大家对邓的印象逐渐好起来。

1938年，经贺等人的举荐，邓任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蒋未加反对。

邓上任后，招揽了不少名流学者，编辑出版了《黄埔周刊》、《黄埔季刊》、《黄埔丛刊》，自以为又可以为所欲为了。

岂不知蒋对他余恨未了，在一次活动中故意让他当众出丑。

同年秋，中央军校十五期第一总队在成都举行毕业典礼后，蒋亲自主持，蒋在大操场边走边巡视，邓也跟在后边。

蒋骤然回头对邓说：“你处处跟着我走，是否觉得漂亮些？我不愿意看到你这副嘴脸，你给我滚下去！”

当时邓在全校师生和众多来宾面前受到如此奇耻大辱，真是无地自容，待典礼一完便气冲冲地跑回家去了。

邓的家在成都少城三条巷，妻子李白坚正因难产住院（几天后就去世了），邓因要陪蒋参加典礼而未与妻子见面，却未料到蒋给他当头一棒。

邓意外受辱，恼羞成怒，回家后痛哭流涕，决心用“军人魂”

剑自杀。

恰巧当晚军校教官袁觐贤去看他，见此情形，百般劝说：“校长不是别人，他对你爱极恨深，总有一天会回心转意的。”

邓气愤地高声说，“我连王八都不如，还做什么人！”

他呻吟了很久，气也逐渐消了。

次日，邓照常到校办公，一点牢骚也没有。

1939年4月，邓文仪被授予少将军衔。

9月，任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干事、宣传处副处长。

1940年，蒋介石任命邓文仪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主任，协助顾祝同工作。

顾祝同时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他城府极深，尽管与邓文仪既有上下级之分，又有师生之谊，但由于邓文仪是蒋介石的红人，所以政治部的大事小事一概由邓定夺，他并不过问。

因此，邓文仪便为所欲为了。

邓文仪一到第三战区，就施展其反共本领。

他首先整顿了战区的“前线日报”

，将一批进步人士逐出报社，在他的把持下，该报经常刊登一些攻击新四军的反动文章。

接着，他又成立了一个政治部调查专员室，专门用来对付共产党人和抗日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