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阅屋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1章 肢体语言分析理论溯源1（第2页）

这或许是关于肢体语言起源的最为合理的推断和猜测了。

在19世纪70年代初，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现代人体语言研究之父”

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发表了研究人类肢体语言的专著《人类和动物的表情》。

在书中，达尔文指出，灵长类动物的表情是与生俱来的。

显然，达尔文的观点支持遗传决定论。

在当时，遗传决定论非常流行，很多人都对此表示认可。

后来，德国科学家艾贝乐·艾伯费尔德研究发现，那些天生失聪及天生失明的孩子生来就会微笑，完全无需经过后天的学习和模仿。

这一事实说明微笑也是一种天生的本能，同时也间接地说明与微笑相类似的基本表情应该具有先天的遗传倾向。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心理学家、识谎专家艾克曼、福瑞森和瑟瑞森通过对生活于五种不同文化氛围中的人的面部表情和动作进行研究，发现人类的七种基本情感反应，表现在表情上的时候是完全一致的。

换句话说，无论是美国的白色人种，还是埃塞俄比亚的黑色人种；无论是中国的黄色人种，还是澳大利亚的棕色人种；无论是居住在发达国家大城市的普通百姓，还是居住在原始森林的部落族人，他们在愉快、悲伤、蔑视、愤怒、厌恶、惊讶、恐惧七种基本的表情反应上是没有本质差异的。

这说明，在远古时代，当世界各地的类人猿进化成可以直立行走的人的时候，他们在表情上也完成了同步的进化，并发展出相同的表情反应来传递情感信息。

艾克曼等人的结论有力地支持了达尔文的观点，并成为遗传决定论的另一个重要理论支撑。

作为肢体语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面部表情是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遗传因素在面部表情的表现上虽然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但这并不代表所有的肢体语言都完全是由遗传决定的。

关于肢体语言的跨文化研究表明，在肢体语言的表达习惯和外部表征上，世界各地因为文化环境和传统习惯的不同存在很大的差异。

比如说，要表示同意、认可或允许的意思，在中国、日本、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大多数国家都可以用点头来表示，但在尼泊尔、斯里兰卡等一些国家，却是用点头来表示反对、否定和批评。

即便是在同一个国家，由于不同地区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的不同，也会对相同的肢体语言有不同的理解。

比如，在我们国家，对于居住在陕西、河南、北京等北方地区的汉族人来讲，用手抚摸小孩子的头，是大人对小孩关心和赞扬的一种表现，而在西藏、云南、四川、新疆等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抚摸孩子的头则被认为是一种无礼的行为。

）三、佛教造像肢体动作的意蕴

如果说传说中古人对肢体语言的使用和理解只是一种人们的猜想，无法做历史考证的话，那么，佛教文化中的肢体动作则非常真实和稳定，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普遍性。

佛教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和内容早已根植于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了解佛像造像中的肢体动作的意蕴对于理解和分析人类肢体语言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据考证，佛教的造像艺术始于公元前后，盛行于公元9世纪中叶，在此后的一千多年时间里长盛不衰，直至今日。

“佛像的出现使得佛教信徒的宗教信仰有了具体的膜拜偶像，也使得佛教意识和佛教教义的基本内容有了形象化、具体化的表现载体，走进林林总总千姿百态的佛像世界，他们仿佛昭示着教徒和造像者的执著和虔诚，也展示了佛国世界的奥妙与风采。”

（引自刘立祥：《演讲学十一讲--演讲：没什么大不了的》，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第105页）

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寺庙里佛像都有着相同或相似的布局，踏进寺庙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天王殿，在天王殿里，我们一眼就能看到笑容满面的布袋和尚，他永远都是笑口常开，欢迎四方宾客。

如果我们要想知道该寺欢不欢迎僧人入寺食宿，只需要看一看同布袋和尚背向而立的韦陀菩萨塑像便一切都明白了：如果韦陀双手合十，并将降魔杵横在胸前，就表示欢迎外来的僧人在这个寺院挂单常住，这是十方寺庙的标志之一（图1-1）；如果韦陀手中的降魔杵是触地而立，是暗示这个寺院资金、物资雄厚犹如大地，能够承受外来僧人在这个寺院挂单常住，也是十方寺庙（图1-2）；如果韦陀的降魔杵扛于肩上，表示此寺为子孙寺庙，不欢迎外来的僧人在这个寺院挂单常住（图1-3）。

穿过天王殿，进入大雄宝殿和罗汉堂，我们便能看到摆出各种不同造型的佛像，或嗔或痴，或立或卧，或坐或仰，或笑或怒，每一个肢体动作都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和内涵，反映着佛陀的某种独特思想和心愿。

如果佛陀所取的“莲花坐”

，是两腿交叉，各置相对的大腿上，足心必须向上，表示佛陀成道之后的宁静安详。

如果双足交叠，盘腿而坐，左手横放在左脚下，此为“定印”

，表示的是禅定的意义。

如果右手直伸下垂，又名为“触地印”

，表示释迦在成道之前，为了众生而不惜牺牲自己，并以大地作证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