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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武侯治蜀（第8页）

他还发表了名为《仇国论》的反战宣言，明确表示对北伐曹魏的强烈不满，声称如果继续穷兵黩武，势必自取灭亡。

这是益州集团对蜀汉当局的公开叫板，谯周却并没有受到任何处分，他的言论也广为流传。

谶语在东汉是有市场的（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刘禅投降后，人们更是公认谯周一语成谶，测算神准。

其实哪里是算得准，是很多人都盼望曹魏胜利，蜀汉灭亡。

可以说，早在曹魏大军兵临城下之前，蜀汉王朝就已经人心浮动，蜀汉政权就已经风雨飘摇。

谯周的劝降和刘禅的投降，只不过履行了一道手续而已。

奇怪吗？不奇怪。

刘禅投降前几年，出使归来的薛珝（读如许）就对吴帝孙休断言蜀国必亡。

后来曹魏出兵时，一个名叫张悌的吴人也作出了相同的预测。

他们给出的理由也一样：当局穷兵黩武，人民苦不堪言，朝堂没有正义的声音，田野不见健康的脸色。

这样的国家，岂有不亡之理？[19]

这是有数据支持的。

刘禅投降时，蜀国共有家庭二十八万户，人口九十四万人，然而军队却有十万，官吏则有四万。

也就是说，九个人就要养活一个士兵，七户就要供奉一个官吏，蜀国人民实在负担不起！

[20]

当然，由于诸葛亮克己奉公以身作则，蜀汉官员总体上比较廉洁，可惜老百姓更关心的还是吃饱肚子。

与孔明先生一起勒紧裤带，不是他们想要的生活。

益州的士族和豪强就更是咬牙切齿。

因为诸葛亮要筹集军费，又不肯加重小民负担，还要做到公平公正，结果自然是这些人出钱出力最多，岂能不怨恨？

何况他们还只有奉献没有回报。

刘备信任重用的基本上没有益州人，诸葛亮执政后虽力图处以公心，却不可能根本改变既定的组织路线。

“荆州第一，东州第二，益州第三”

的原则，也是诸葛亮坚持的。

[21]

益州集团只可能被边缘化。

义务与权利是对等的。

如果贡献最大而利益最小，益州人又凭什么要与蜀汉政权同生死共患难？

以法治蜀也有问题。

因为益州的士族和豪强并没有立法权，许多法律反倒是专门用来对付和整治他们的。

何况蜀汉的执法也未必都公平。

诸葛亮尚且冤杀了益州豪族常房诸子，又如何保证其他人不滥用职权？[22]

总之，益州士族在政治上受排挤，经济上受盘剥，法律上受制裁，仕途上看不到希望。

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盼望曹魏的大军早一点南下来“解放”

他们。

利益，决定了益州士族的整体取向。

作为士族和豪强的政权，司马昭执政的曹魏也没有亏待他们远在益州的阶级兄弟。

刘禅手下原属荆州集团和东州集团的官员都被调回中原，益州的地方官则由本籍士人出任，并由本地名流担任的中正官负责推荐。

益州土著“蜀人治蜀”

的愿望实现了。

主动投降的刘禅住进了洛阳，靠着他的装疯卖傻和没心没肺，一直活到西晋的泰始七年（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