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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巩固皇权（第2页）

唐代宗广德、大历年间，宰相刘晏以平准法理财治国，革除时弊，扭转了“安史之乱”

后国弱民贫之状，卒因见疑于皇帝，遭杨炎构陷而死，新法遂而败亡。

就是本朝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所倡导的新法，不也因为仁宗皇帝的突然转向，导致君臣失契而归于失败吗？

君臣契合，可以与天地同德，可以与日月共明，可以与鬼神合其吉凶，“尧舜之世”

和“先王之政”

的出现，不也是禹、汤、文、武与伊尹、吕望等人的契合所致吗？

可现时的情形呢？反对“变法”

的中枢重臣曾公亮、富弼、唐介、赵抃等仍居要津，其盘根错节之力胜于前秦。

朝臣因循苟且，逸豫无为之风甚于晚唐，有志于变革图强的群英同僚，异道殊德，自恃高明，诸家相峙，议论不一，苏子瞻持“熟思后动”

之论，司马光持“中和无偏”

之论，欧阳修、韩琦仍在张扬着他们“明黜陟”

、“抑侥幸”

、“精贡举”

、“择官长”

等主张，都在有形无形地影响着年轻的皇帝。

而皇帝稚气未消，治道未专，既无秦孝公之伟器豁达，深谋远虑，也无唐太宗的高瞻远瞩，决断果敢。

其求治心切可嘉，其急功近利可畏，“变法”

伊始，若不能振聩发聋，改变因循之风，则君臣现时之契合难以保持，若一二年内仍无惊天之作，则君臣之契合必将沦于离心离德。

“先生可知庆历新政因何而败？先生直说无妨。”

正在王安石回忆昨夜一番盘算的时候，赵顼笑着又提出了问题。

“因仁宗皇帝背信而败。”

王安石直言不讳。

“先生可知仁宗皇帝何故背信？皇位不稳而已。”

赵顼在王安石不知如何作答时，自问自答起来。

“圣上何出此言？”

王安石想起赵顼可能对自己的监视，不觉冷汗。

王安石是正直的士大夫，即使变法采用的也是制度化的手段，不相信也不愿相信士大夫那阴暗的一面。

“他们效忠的不是朕，是朕的这身黄袍而已。

是穿这身黄袍的人给予他们的富贵权位。

国库空虚，赏赐无节，由不在此？倘若，绝其富贵，断其权位，忠君者能有几何？”

赵顼缓缓说道。

“先生以理财为变法之要，不就是要避其锋芒吗？治国便是治吏，先生之法即便是良法，奈何人心不古。

又如何能够成功？”

赵顼接着说道。

“圣上之意？可是立皇权为先？”

王安石问道。

上面这些话，原本就和皇帝讨论过，王安石不认为皇帝会一再申明，重复。

可能有新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