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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章 蝶恋花二（第2页）

体相仿。

此时的进士科，经义已重于诗赋。

而所谓“经义”

的“经”

，便是儒家经义书籍。

在此之前，《论语》与《孟子》只是科试兼经。

而王棣则是将这二书及从《礼记》中抽离出来的《大学》、《中庸》并称为“四书”

，且着手集注。

汉以后，《论语》的声誉日见高涨。

魏晋时期《论语》注家很多，其地位已经和经相等。

《隋书·经籍志》已把它列入经类。

《孟子》、《大学》、《中庸》直到韩愈、李翱、二程，才受到了异乎寻常的重视。

韩愈和二程都竭力阐发和宣扬孟子的思想，因而使《孟子》一书的地位有了明显提高。

不仅如此，韩愈和李翱对《中庸》和《大学》的思想也给予了充分重视，如李翱的《复性书》将此二篇的部分观点加以融合、发挥，建构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开启了宋代理学大门。

二程沿着这个方向，尊奉《中庸》，并把《大学》与《论语》、《孟子》并提。

此时的二程洛学，是新儒学经过举创而走向繁荣的北宋时期的最高阶段，也是其时的主流学派。

这期间的理学奠基时期的代表人物，为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和司马光六先生。

当其时，六大家并世而立。

周敦颐创濂学、张载创关学，邵雍和司马光有其象数学，二程洛学一时与诸学并存。

但是，历史发展，斗转星移，诸学发生很大变化。

周敦颐、邵雍之学，为社会潮流所裹挟，成为新儒学由草创到繁荣的中介桥梁；张载关学也由兴盛趋向衰落，其着名的气说、人性理论，则被洛学改造后吸收。

相比之下，唯独洛学雄风刚健，在诸学之中拔俗超群，既承接了新儒学草创期的积极成果，又融会了并世诸学精华。

因其深刻的内省精神和颇为精致的逻辑体系，满足了北宋社会的需要，而形成为北宋理学的顶峰。

二程学说主流其时，其尊奉的《论语》四书自然也被天下文人奉为儒学圭臬。

彼时亦有大儒为这四部儒家着作注解，终究未能形成系统。

而王棣则是首次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在序言中言称《大学》中“经”

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传”

的部分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

；《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

而由“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

。

四者上下连贯传承而为一体。

《大学》、《中庸》中的注释称为“章句”

，《论语》、《孟子》中的注释集合了众人说法，称为“集注”

，是为《四书章句集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