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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第3页）

吓我一跳……先生哥，麻包里装了多少硬洋？”

冷先生坐在车厢里淡淡地说：“我没点数儿。

我向来不数钱。

这几年攒的货全端出来了。

让田总乡约慢慢儿点去。”

鹿子霖叹惋起来：“恐怕你这十麻包银元撂不响！”

冷先生说：“撂响也罢撂不响也罢，反正撂出手我就不管它了。”

田福贤当夜把麻包里装的银元腾出来，埋到院子里西墙根那棵合抱粗的香椿树底下。

他也没有数数儿，用竹条担笼像揽拾石头瓦碴一样把银元倒进香椿树下的深坑里，点数儿已经没有多少意思了。

他接着在西原故居的房屋里住了三天，谢绝一切前来问安的巴结的新朋老友，只说他在外头干公事累得受不了了，需要在家里养息几天。

第四天早上他骑马回到白鹿仓，后晌召集起九个保障所乡约和一些大村有影响的头面人物的联席会议，提出一条动议：“要求省府将共匪鹿兆鹏押回白鹿原正法。”

得到与会者一致响应。

田福贤第二天骑马进省城去，闯这个机关奔那个衙门牙硬辞坚，申述白鹿原几万乡民正当而又强烈的要求，把在白鹿原上滋生又在白鹿原上闹事作乱的共匪鹿某押回原上就地正法；三天后，以贺耀祖打头的三十多人的乡民请愿团一呼啦跪倒在省府门前，声言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就永远跪下去绝不起来；国民党滋水县党部书记岳维山被省党部召回城里，他不仅不去劝退乡民而且说服省党部郑重考虑乡民要求，如此一来不仅可以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而且可以让社会各界看看共匪作为是何等不得人心……鹿兆鹏被押回白鹿原来了。

杀人场地选择在县立白鹿镇初级小学校的土打围墙西边，离土墙五尺挖着一排七个深坑，七个被捆绑着的人面对墙壁，穿着最显眼的是唯一身着褐色袍衫的鹿兆鹏，他跪伏在中间，其余六个被宣布为杀人抢劫截路挡道的土匪和贼娃子。

选择这儿做刑场再明白不过，这所学校是鹿兆鹏在原上煽动共党革命的老窝巢，以示震慑。

执行刑法的是白鹿仓的团丁，他们自组建以来第一次得到出风头的机会，格外威武地站成一排。

枪声响过，墙头上冒起一片蓝烟，七个人不见谁哼一声就毙命了，他们的上下嘴唇用铁丝串结在一起。

尽管石印的杀人通告贴到每一个村庄的街巷里，仍然激不起乡民的热情和好奇，饥饿同样以无与伦比的强大权威把本来惊心动魄的杀人场景淡化为冷漠。

鹿兆鹏已经被转移到白鹿书院。

田福贤玩了一个换人的把戏。

在鹿兆鹏被解押回原之前，田福贤从县监提回来六个死刑犯，说是以壮声势，其实是为了鱼目混珠。

鹿兆鹏被解回白鹿仓的当天晚上，只在那个临时作为监房的小屋里躺了不到一个小时，随后就被悄悄抬上他父亲亲自赶来的骡马大车，顶替他的替死鬼被强迫换上了他的长袍。

冷先生故伎重演，大车上又垒堆起十个药材麻包，只不过没有装进银元，而是掩盖着一个死刑犯人。

他们把车赶到原坡头上，搀扶着兆鹏走进白鹿书院。

朱先生接过人以后说：“你们走吧！

再不要来了。”

鹿兆鹏躲在白鹿书院连睡三天，轮番审讯整得他精疲力竭，种种民国新刑法整得他体无完肤，睡过三天三夜才缓过精神，饭量骤增。

师母朱白氏给他精心调养，早起一碗鸡蛋羹，午间是变换着花样的面食，晚上熬下红豆小米粥，他很快就调养得面色温润了。

朱先生在他来到之前被县府抽调去做赈济灾民的事，隔三错五回书院来，回来时只问问他的身体恢复状况就离开了，没有一丝与他闲谈的意向。

这一晚，朱先生回来了，他走进先生的卧室去告别，也向温柔敦厚的师母表示谢意，他看见先生和师母在昏黄的油灯下喝着一碗黑糊糊的东西，凭着气味可以辨别出黑豆的苦涩，心藏的感激的话倒说不出口来。

鹿兆鹏默默地坐下来：“我要走了。”

师母说：“你能走得动？”

朱先生没有说话，用筷子搅着碗里的黑豆糁儿。

兆鹏做出一副轻松玩笑的样子问：“先生，请你算一卦，预卜一下国共两党将来的结局如何？”

朱先生莞尔一笑：“卖荞面的和卖饸饹的谁能赢了谁呢？二者源出一物喀！”

兆鹏想申述一下，朱先生却竟自说下去：“我观‘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大同小异，一家主张‘天下为公’，一家昌扬‘天下为共’，既然两家都以救国扶民为宗旨，合起来不就是‘天下为公共’吗？为啥合不到一块反倒弄得自相戕杀？公字和共字之争不过是想独立字典，卖荞面和卖饸饹的争斗也无非是为独占集市！

既如此，我就不大注重‘结局’了……”

鹿兆鹏忍不住痛心疾首：“是他们破坏国共合作……”

朱先生说：“不过是‘公婆之争’。”

鹿兆鹏便改换话题，说出一直窝在心里的疑问：“我爸和冷先生救我我没料到，田福贤怎么会放过我？我想见他们一面……”